数据来源：农业部制图：刘念
一粒种子，以涓埃之微，阳光雨露适宜却能长成参天大树；国之种业，产业规模不大，却以稳粮之基，承载着安天下、定社稷的重任。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民族种业以此为动力，抓住体制机制“肯綮”改革创新，品种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企业主体地位不断壮大，种企实力显著增强；种子生产基地持续推进，供种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种业法律法规得以完善、依法治种能力不断提升……五年来，民族种业动力强劲、逆势上扬，发生了世人惊叹的嬗变。
品种之变——
从洋种子走俏市场到自主品种乘势崛起
“一开始还有些犹豫，国产品种能比得上国外？不过试种了之后便发现，国产品种不仅抗大小斑病，还特别抗倒伏。”看见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种粮大户张强二话不说把“先玉335”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良玉99”。
中国种业发展史上，占据相当市场份额的洋玉米品种“先玉335”可以算一个标杆，既让国内种业人看到了差距，也激励了一代种业人奋发图强。
而在今天的广袤田野上，国产种子早已重新唱上“主角”，种粮大户们重新成为国产品种的“粉丝”。据统计，目前我国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选育品种，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国产化率达95%以上，玉米国产品种面积比重由85%恢复增长到90%以上，科研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外品种增长势头，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备受社会关注的“比黄金还贵”的蔬菜洋种子，市场份额也在逐渐下降，目前已降至13%左右，国产黄瓜、番茄品种占比更是大幅提升。
自主优质品种不断丰富，让种业当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者成为了现实可能。
2016年春播之时，黑龙江抚远市抚远镇的几个种粮大户却找到经销商鄂彦波，一定要退掉早已备好的玉米种子，改种大豆。“顺应玉米调整的大势，老百姓看到了大豆品种的增收潜力，调换了品种，咱生意照样红火嘞。”鄂彦波对表示。
在黑龙江，从第四积温带到第六积温带，“黑河25”“金源55”，近60种适应性各不相同的大豆品种形成了梯队，农户有了自主选择权。等着调不如主动调，扎实的品种优势让农民面对结构调整时有了底气。
不仅仅是大宗作物，五年来，经济作物的科研育种也有长足进步。在宁夏，“宁杞7号”“宁农杞2号”大幅提高了枸杞的营养元素含量，农民收入节节攀升；在广东，我国第一个抗枯萎病香蕉新品种“中蕉9号”的育成，让困扰了种蕉户二十几年的香蕉枯萎病成为历史；在海南，“华南14号”实现了木薯采后块根不腐烂，也让中国木薯成功走出国门，为非洲农业作贡献……
好品种的持续涌现为农民增添了信心，也让粮食安全得到了保障，从扭转颓势到顺应供给侧改革之变，在自主品种的不断更新换代中，民族种业找到了“出口”。
企业之变——
从“买品种”碰运气到“育品种”拼实力
自主品种崛起的背后，是企业育种能力的提高。“以前企业投钱做研发还是有顾虑，都等着科研院校出品种，买过来直接推广。‘8号文件’出台以后，我们自己搞科研更有底气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秀宽感慨道。
张秀宽所说的“8号文件”就是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被认为是新一轮种业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企业是商业化育种主体”，为企业摆脱“束缚”，将企业的积极性最大限度释放。
与隆平高科的感受一样，许多规模种企都把科研摆在了发展第一位。2016年，全国50强种企的科研投入累计达到14亿元，占到销售额的7.4%，而这个比例在2011年时还不足5%。
这近乎3%的提升看似微不足道，背后反映出的却是新品种来源的变化。2016年，我国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达到2523件，其中企业申请新品种权占比达到51%，逐步成为育种创新主体。
随着企业科研实力的逐步增强，种企结构面临重新洗牌。2016年，全国持证种企一共4316家，比2011年减少了50%以上；而注册资本超过1亿元的企业却达到了200多家，比2011年还增加了2倍多。
过去，科研单位闷头搞育种、种子企业只负责推广，这是困扰种业人多年的科研、生产“两张皮”难题。如今，企业主动加入到品种研发大军中来。如何实现科研与生产的有机融合，成为了进一步深化种业改革的关键点。
2014年，国家良种科研联合攻关让科研院校与企业找到了本领共施的舞台。“以前要想在品种性状上有新的突破，科研单位翻来覆去也未必能解决，现在有了企业作为攻关主体，目标导向更加明确，评价反馈更加及时，育种进程得到了大幅加快。”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豆攻关首席盖钧镒认为。在联合攻关的推动下，科研院所和企业这对种业创新的“双核”，发挥出了“1+1>2”的功效。
除了从组织体制上联合起来，2014年，一场涉及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分配的改革在种业领域轰轰烈烈地开展。
“以前辛苦研究出来新品种，得到的顶多是证书形式的一个个‘红本子’，如今，紧贴市场、围绕企业需求搞研发，让农民用上了好种子，品种也卖出了好价钱，转让售价作为经费又反哺科研。”谈到权益比例改革带来的变化，广西农业科学院院长邓国富表示。
在科企合作之前，广西农科院每年推广的玉米种子仅有15万斤左右，合作之后，这一数字已经突破300万斤，增长了20倍。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有122家单位参与到了改革试点当中，改革成果几乎覆盖了所有作物类型。
改革的红利和思路的开拓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研人才向企业流动，“到企业去”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据统计，仅这两年，国内科研单位向企业人才流动的数量就已达300多人，一些大型种企还从国际上引入高端人才，企业实力进一步提升。
制种之变——
从制种“靠天收”到建起种业基地“国家队”
一粒种子，仅仅从研发端有了突破还不算完，如何能让好种子实打实地生产出来，是种业人更加关注的问题。
与制种打了20多年交道的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镇红新村玉米制种户陈文杰感叹道，这几年的收入确实增加了。过去他觉得，能种上几亩地，将收获的“种子粮”卖给周边的收购者赚点钱就很不错了。而如今，他把土地流转给种企，除了农民，他还多出了个“制种产业工人”的身份，年收入也提高到4万多元。
陈文杰的变化，得益于五年来制种基地发展模式的不断升级。如今的高台，玉米制种已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信息化的目标迈进。而在张掖，精量播种、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制种面积已经占到80%以上，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0%。
制种基地建设的推进使农民直接受益，更使我国的种子供应保障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在海南省三亚市的南滨农场，发现，一片看似不起眼的玉米地里，却藏着“京科968”“浚单20”等十几家育种单位的几十个高产品种。主导农场繁种的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的专家们，然而在过去，他们的南繁生活却更像是“打游击”。“以前没有固定的制种田，每年到了海南临时找地，不仅时间耽误了，质量也难以保证。现在，基地建起来了，繁种工作更加稳定，制种田与既有农户田、防洪区等相互关系也被进一步明确。”中心主任赵久然表示。
2015年，《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年）》发布，将26.9万亩适宜南繁育制种的耕地划定为保护区，并进一步提出5.3万亩核心区的建设目标，南繁基地这个中国种业的“加速器”被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起来。
在多重措施的保障下，越来越多的种子生产田向优势区域集中，分散式制种变成了集中连片发展。制种基地把优良品种“请了进来”，高质量种子则又源源不断从各大基地“走了出去”。据统计，全国80%左右的玉米种子、70%左右的杂交水稻种子，来自于这些优势基地，目前主要农作物种子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其中制种基地的贡献功不可没。
五年来，通过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新增千亿斤粮食工程和制种大县奖励等重大项目，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为龙头，53个杂交水稻、玉米制种大县为骨干，首批49个区域性良繁基地为基础的种业基地“国家队”，种业扛起“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重任显得更加坚实有力。
管理之变——
从做审定的“裁判”到变身做服务的“场务”
品种、科研、供种，在种子诞生之路上每一处变化背后，是种业发展导向与管理方式的转变。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订草案》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指引和规范中国种业未来发展的基本法律与时代进一步接轨。
在新《种子法》的框架下，品种管理制度成为了变化最明显的一环。今年，《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修订，产量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指标，品种审定更加多元化；《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出台，经济作物种子也有规可循，品种管理的市场化倾向更加凸显。
“现在，只要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标明品种优缺点就可以销售了，至于种子到底好不好，要由市场说了算、农民说了算。”谈到品种管理改革带来的变化，杂交谷育种家、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总农艺师赵治海表示。
要求更为严格的主要农作物同样如此，在新的《审定标准》下，通过“国审”已不再是品种好坏的鉴定证书，而仅仅是一张参与市场竞争的准入证，最终的评判权交给了市场。
评判权交了出去，政府要做的自然就是搞好服务。“进一步推行‘放管服’，更多地发挥服务职能，维护行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将成为今后种业主管部门的首要任务。”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表示。
安徽省肥西县铭传乡种植户李显德今年备耕时像往常一样购买了几十亩水稻种子，然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购买的种子包装上，多了个“二维码”。“有了‘二维码’，就不怕买到假种子了。”李显德的变化，源自于去年新颁布的《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
通过将传统种业与现代互联网技术牵线搭桥，目前，全国4000多家种子企业、3万多个品种、30多万家门店信息全部纳入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凭借一枚小小的二维码，种业构建起了从制种到销售全过程的追溯系统，监管效率明显提升。据统计，2016年的涉假涉劣案件比2011年减少48%，侵权案件减少36%。
种子标签二维码只是种业市场强化监管与保障的一个缩影。近几年，农业部完成新《种子法》的4个配套规章和5个规范性文件制修订工作，出台了170多个涵盖种子质量、真实性、转基因分子检测等标准，为依法治种、打假护权提供了基础支撑。
“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五年来，种业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攻坚克难，用一个个由表及里的深刻变化交出了“种业强国梦”的优异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