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故乡是被称为“根”或“归宿”的场域，那里有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认同、行为规范和自生秩序，这些构筑了乡村道德体系。
无论是出于对传统的守望，还是对现代化的反思，乡村道德都是值得重视的最为成熟的文化谱系。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桃花源般的田园生活，千百年来构建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为民众提供了稳固的“生活道理”。
然而，当工业、资本、现代交通、网络等快速发展，现代化潮流席卷而来，乡村道德大厦面临严峻考验。
当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乡村道德失范问题带来种种怪现状，这提醒我们必须探寻乡村道德重建之路。
乡村“怪现状”
当下，对乡村秩序侵蚀最严重的是主流价值观的扭曲。有些人认为，金钱正在成为评价的标准。在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中，财富虽是重要指标，但万万不是唯一的。
传统的乡村道德是有纲领、有价值观基础、有内在灵魂的，倡导忠君国、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敦理义、谋生理、勤职业、笃耕耘、课诵读、端教诲、正婚嫁、慎交游、急徭税、守本分、效忍耐、尚节俭、从宽恕、息争讼、诘盗贼、杜奸淫、戒赌博、防伪诈、重友谊、谨言行等。
综观这些道德规范，无不是从孝扩展到忠，从家扩展到国，这是一部完整的道德谱系，其中并没有把对财富的追逐与占有作为评价标准和人生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乡村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量人员进城务工导致乡村结构变化，传统道德受到了冲击，渐渐失去规范作用，甚至有人越来越向“钱”看，片面地认为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性工作的去道德化，一个是混混的职业化。
现在在一些地方，靠非法牟利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出手阔绰，说话时尚，靠此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一小部分村民羡慕的对象。
“乡村混混”也是如此。以前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亲戚朋友见了人都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混混的狠劲和暴力能牟取利益，说话行事有气魄，挥金如土，走亲戚也比较慷慨，往往会受到一些人的羡慕。
这些“怪现状”所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找回渐寒的乡村道德灵魂，需要到乡村的现代化变革中寻找答案。
随着时代发展，乡村社会受到冲击，问题层层累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农村亟待“旧貌变新颜”。
怎么变？
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何谓新乡贤文化？“十三五”规划纲要“解释材料”中这样解释：“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培育新乡贤文化，“最关键还在人，还在新乡贤的引领作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如是说。
新乡贤正在涌现
10年前，河南新乡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便有大烦恼。那时候的裴寨村，村委就一个喇叭、一间房子、一条椅子，村民住的是土坯房，吃水要到百里外，更揪心的是，宗族纷争，麻烦就像“一筐跳蚤乱蹦”，村主任的位置因此空了两届。
何以至此？
一个原因便是，乡贤群体的缺失。
回顾历史，历代乡贤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架桥修路、挖渠筑坝、抢险救灾、尊师重教、纯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乡贤文化自明清以来，开始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贤群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愈加逼仄，近乎消弭。钱念孙代表说：“风筝断线了，农村知识精英都流向了城市，成了城市人。长此以往，农村成了空壳，魂就丢了。”
一个没有“魂”的乡村，是绝无半点吸引力的，怪不得，保姆要早早回城了。
人都是有感情的。
“魂”丢了，还是有许多人不被潮流裹挟，尝试着要找回来——这里头，有退休干部、学者，有大学毕业生，有成功商人，他们在广袤的田野上，伸出手，试图对接历史与未来。
2005年，裴春亮决定离开县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接过村主任这个位置。他的抱负坚决而明晰：让百姓富，使风俗淳。十年劳心劳力，他做到了。如今的裴寨，家家住别墅，风景美如画，人人谦恭有礼。
无锡市锡山区山联村党总支副书记朱虹也做到了。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大学生，村支书的一个电话，就让她放下城里的工作，从此一头扎进农村。在那里，“一天当两天用，雨天当晴天用，夜晚当白天用”，短短几年，偏僻贫困的山联村一跃成了“江苏最美村庄”，百姓富而有礼，生活有滋有味。
谈到乡贤，广东省侨联主席王荣宝最先想到的是归国华侨。“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座桥梁，第一所幼儿园，第一家养老院，第一座图书馆，哪一个不是侨胞们捐建的？”
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亚夫是个农业科学家。2001年退休后，想着自己还能发挥余热，于是他决定扎到农村去。“既然要去，就选了最穷的村子句容戴庄村，当时村民的人均收入才2800多元。”带着技术，带着一颗心，赵亚夫一扎就是15年。现在戴庄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人均收入跃升为两万元，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仅扶危济困、带头致富就够了吗？显然不够。
浙江省长兴县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近来有些糟心，“富是富起来了，可是搓麻打牌、封建迷信、浪费攀比等陈规陋习依然盛行。”怎么办？他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乡贤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
这个问题，福建省南安市蓉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也曾苦恼过，村子富了，难免会有利益的纠葛。怎么办？他成立了由36位乡贤组成的议事会，有疑难事就上会讨论。“拿养老金说吧，以前到60岁的，每年村里会均发600元，但富的人觉得轻飘飘，差点的又觉得不够。乡贤议事会一讨论，决定取消均等制，逢年过节，让全村的孩子们带着面线和鸡蛋一家一家去拜访老人。这样既教育了孩子，也把这部分钱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议事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乡贤们还是村务工作的考核者、监督者。
“乡贤”，在当下，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乡贤。
何谓新乡贤？新乡贤又“新”在何处？
“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钱念孙告诉，“再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作新乡贤。”
新乡贤做的事说的话，能够引发共鸣，能够点燃激发农村群众善念，而“一旦点燃善念，很快就会铺天盖地”。
呼唤更多新乡贤
新乡贤是促进乡村治理的一帖良药。
事实上，“新乡贤”概念甫一浮出水面，学界和地方就已经行动起来。学界自上而下寻找新乡贤，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起“寻找新乡贤”评选活动，地方自下而上推选新乡贤，在浙江、湖南、湖北、贵州、甘肃和山西等地，“新乡贤”所发挥的榜样力量已经显现。
赵亚夫第一天到戴庄村，想给村民开个技术讲座，等了半天，只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村干部。第二场，来了7个人，此后，才慢慢多了起来，“首先要让百姓信，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如果缺了这一环，单凭一腔热血扎下去，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年，跟我下去的学生，几乎没一个留得住的。”赵亚夫不无遗憾地说。
另一方面，要让新乡贤“帽子”戴得牢，还需要政府完善机制，搭建平台，培育新乡贤文化，增强新乡贤的认同感。“让他们愿意并乐于留在乡村施展才华。”钱念孙说，在培育新乡贤文化时，要警惕一个不良现象，“乡贤在与宗族结合治理乡村社会时，有时难免与私利交杂。以往有些人在处理问题时仗势欺人、假公济私等，那自是应当嗤之以鼻的。”
新乡贤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乡贤文化。
这方面在研究和实践中早有共识：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发扬传统乡贤品格，又凝练现代乡贤品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朱虹说，她要做的一件事是，在村里粉刷文化墙。孝与德，古与今，都将会在文化墙上一一展示。她相信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涵养作用，希望“最美村庄”不仅仅是在景观上，而是能延伸到人心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