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发布了《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8-2019)》。根据该报告的数据，2017年底，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下降到20963万人，比1991年最高峰值减少46.4%，农业生产出现“老龄化、低文化、兼业化”现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迫在眉睫，未来要探索职业农民制度，促进培育体制的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直接引发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现实问题。“老龄化、低文化、兼业化”现象，指的是大量的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55岁以上的占到33.6%。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其中小学及文盲的占到了43.4%(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农民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2016年87.3%的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不足50%(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农业老龄化和兼业化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与耕地利用率的下降。
我国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现有的农业劳动力结构、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业总体发展良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发展，粮食总产量翻番。但是农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农业面临了巨大的全球化挑战。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业竞争力下降，进口和库存暴增，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这些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都对农业从业者提出了专业化、职业化的时代要求。
“现有的农业劳动力队伍整体素质偏低、结构不优、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不强，成为影响农业劳动力效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障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土地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曾俊霞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农民是农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其他要素必须通过农民才能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
但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由于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还是一种身份象征，只有对其开展专业化的培育，促进农民由身份属性向职业属性转化，才能构建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所谓“职业农民”，指的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而是掌握了先进生产经营技术、注重资源合理配置、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懂得农业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纳入其中。报告认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但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仍然和现代农业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吸引力不足，农民仍然没有具备社会一般职业的吸引力;培育数量虽然连年增加，但是总量不足;培育的管理逐步规范，但是认证标准不确定，职业认证无法和政策扶持相挂钩;培育的精准性不强，培育对象的瞄准性差，政策对应扶持性差;培育政策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培育体系建设不健全。这些都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结果，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的队伍建设。
如何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报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更好地加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继续缩小城乡差距;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法律支持和财政保障，从根本上保障培育政策的执行力;统一职业农民概念标准，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制度建立，完善政策扶持保障机制;加强监督考核机制;促进培育体制的改革创新，吸收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模式，创新培育方式。
在“促进培育体制改革，创新培育方式”建议中，报告特别指出，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不够健全，培育主体的合力不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统筹各类政府机构、地方各级教育培训资源，合理配置，统一规划农民职业教育投入，避免教育培训对象、培训课程的重复，节约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改革农民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推进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培训体系建设，加强培训质量监管，给各培训主体更加科学、全面的考核和激励。围绕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需要，促进培育主体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需求，全面提升广大农民知识与技能、科技文化素质和职业发展能力。
另外，报告还提供了一些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新思路。比如吸收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模式，政府引导并发挥保障作用，有效整合政府、公益培训机构、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各方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创新培育方式。大力引导和培养不同群体参与。强化女性群体、学生群体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重要性。将农村的基础性义务教育与多元化教育培训有效地结合起来，大幅提高所有农民群体的综合素质，从而更加全面、持久地推进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