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担当对于一个媒体单位领导来说，是能力、水平和态度的考验。
“这篇稿子要上，沈浩是一个干事儿的人，我们也是干事的人。”那是2009年11月6日晚，《农民日报》社编辑部接到了安徽站站长夏树同志的来稿，说小岗村驻村书记沈浩同志不幸逝世，当时有人说是喝酒喝死的，在众说纷纭和争议面前，夜班编辑们拿不定主意请示总编辑王太，王太果断拍板了。
当时，有不少媒体知道沈浩出事了，但都在观望，谁也没有态度。《农民日报》首家公开报道，展示了媒体的责任和担当，起到了带头大哥的作用。之后王太又组织了重头系列报道，这些报道发出后，引起高层和社会关注，沈浩这个被埋没的人物浮出水面。《农民日报》刊出争议人物这一底气何来？事后《北京青年报》对王太有过一篇长篇访谈，专门问到了这个尖锐又有意思的问题。
您当初拍板刊发这篇稿子基于什么理由？王太吸口烟，缓缓地说：两条原因吧。
一是《农民日报》长期关注农村改革，关注小岗村和小岗村的驻村干部沈浩，他曾看到一份材料谈到小岗村农民第二次按手印给省委要求沈浩留任的细节，三十年前按手印是为了“治穷要地”，这一次是为了“致富留人”，这说明沈浩是一个干事的好干部。
二是报社驻安徽站站长夏树非常敬业，功底扎实，他对沈浩的了解是经得起考验的。夏树一再保证说，沈浩是个好人，他在小岗六年干了不少好事，村里大多数农民打心里拥护他。
王太拍板的底气来自于对事实的认知和评判。他说，他与夏树经常交流。对于沈浩有过详细沟通，了解到了更多情况。沈浩去世前一天处理了三起土地流转事务，接待了三批客商，晚上喝了点酒，但并没有过量。村民们送他回屋，还说他太累了，第二天让他多睡会。至于网上一些负面新闻说，沈浩喝酒出事的并不能抹杀他的工作。判断一个人的品格和工作依据，不在于他的死因如何，一个人可能死于疾病、车祸或者别的意外，只要他生前尽力干有意义的事，就不能影响对他的基本评判。因此，《农民日报》报道这样的消息又能错到哪里去呢？
王太是恢复高考之后由北大分配到《农民日报》工作的首批大学生，他与吴思也是《农民日报》社首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年轻。那篇获奖作品题目叫化肥追踪记，内容是反映河南一些地方官员乱批条子，把本该给农民的平价化肥批给了关系户卖高价，肥了当地贪官污吏。王太性格内向，话语不多，但说出话来句句在理。追踪化肥问题时，他态度严肃冷静，逼问当地官员：这些条子是你们批的？农民的平价肥咋到了商人手里？中间的差价谁拿了？一个个问题弄得当地官员张口结舌，抓耳挠腮，不知如何回答。最后他们反戈一击，要查王太他们的证。那时，通信设施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双方僵持了好长时间，报社的电话终于打通了，当地只得承认自己错了。这一调查新闻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帮农民讨回了公道，也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得改革。同时，王太他们的作品让媒体界年轻们受到鼓舞，农村报道可以拿中国新闻最高奖。
这次报道是与他前后脚进报社的吴思一起完成的。吴思也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两个闷葫芦在一起有时互相闷着一根接一根抽烟，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有时聊起来话却不少，报道点子一个接一个。当年他俩去河南暗访化肥市场，采写这篇报道差点被当地当成假扣押了。同事们逗他俩说，看看，两个葫芦闷到一块了。可是，就是这两个闷葫芦，后来都很有出息。王太是报社最早脱颖而出的专家型领导，从部门主任到副总编到报社总编辑，杂志社书记、社长，吴思后来是炎黄春秋杂志最有影响力时代的总编，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经典三部曲，尤其是潜规则理论影响不小。
王太新闻业务强，点子多，轻易不表态，认准了的事谁也拉不回来，但做人低调，会带队伍，善于调动人用新人。报社能干的年轻编辑总是围绕在他身边，报社大部分中层是他带出来的。一次，平时兢兢业业写评论的年轻人遭到不公平待遇，遭人谩骂和威胁。王太说，欺负好人就是坏人。报社不能容忍这样的风气。他出面建议报社要公开批评跋扈者，建设风清气正的氛围，他的仗义和据理力争，给年轻同志壮了胆，打了气，要回了公道。
农民要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农民要读书，农村要文化。八十年代未期，王太给报社编委会提出了增加农村文化副刊的建议。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报社编委会的同意，由他领军创办的文艺副刊班子搭起来了，四五个年轻人没黑没明，策划，选题，王太那时常常加班连轴转，四五个人干出了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活，更重要的是农村文化副刊走上了城市街头报摊，农村文化进城了，一批农村文化新闻人才也培养出来了。
王太是农民的儿子，也是大山的儿子。他生长在京郊平谷一个小村庄，家里兄弟姐妹们多。那年月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吃不饱是常事，他学习好常饿肚子，周末节假日还得帮家里干农活，从小就知道农民的疾苦和艰辛。他为人厚道朴实，生活简朴随意。记得一次我去他家蹭饭，这老兄给笔者炒了七八个鸡蛋，别的就没啥了。一次他为老家一亲戚开出租车临时借了笔者几万元钱，几个月后还款时，把利息都一起付了。我们闲散时也经常拿他开玩笑，当了总编后，不少人还叫他阿太，他也不在意。担任总编时，王太提出了三个说话的办报思路，一是为农民说话，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二是让农民说话，农民对自身利益考量比当政者更具理性，让他们表达更直接。三是说农民的话，让农民觉得说对劲的话，用农民能理解的方式说话。老百姓的语言生动质朴，用老百姓语言写稿，可信度会更高，更容易接受。这一理念成就了农民日报的特色和气质。
笔者曾经与他共事多年。在他直接领导下干过一年多。当时报社发行经营困难，报社党委决定提拔年轻优秀干部，笔者时任科技部副主任，副处刚一年，社党委破格提拔笔者为报社常务副总经理兼经营管理部主任，负责报社经营和发行工作，报社社长是总经理，笔者的直接领导就是副总编王太。笔者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全国乡镇党委书记中央党校学习班，全国亿万消费者信得过产品推介活动，全国乡镇企业家理事会，扶贫送报下乡等活动。每一个活动都是笔者在前台张罗，王太在后台支持。我们一起策划，一起推进，一起部署，更多的落实是笔者在带队，王太还要管报纸新闻等。经营发行的事一般由笔者处理，大事汇报王太，他的意见两条：一是守住底线。笔者给他说明白，咱不违规。二是看准了就推进。笔者说那你就支持吧。他的意思明确：有利于报社事业的活动，没啥不能做。久而久之，相互信任，我俩有神交之感。我们的活动也结交了不少朋友，联络了全国许多地方乡镇书记镇长，报纸发行和经营有了很大变化，报社出现了百舸争流欣欣向荣的景象。奖励和荣誉也让我们干活的人自豪。就在这段日子，笔者与王太同时到京东驾校学车，我俩又是同期同学，来来回回总在一起，中午饭要不就小摊将就，要不就一起食堂。没想到我俩学车还引来别人嫉妒。状告我俩公款支付学习费用，王太问笔者，咱们费用是用各人奖励款吧，笔者说没错，我从不用公款。好在有账可查，状告不攻自破。
人生像河流一样有浅滩，有激流，有时候还有回流，都不可怕，最终是要前行的。社会是多圆的，对社会的理解也该多圆。那时候笔者理解不了，只知干活，只知我没私心，为了报社发展往前推进，没有防范之心也让笔者吃了苦头。那时主要领导会上发言布置，仗着忠心和威望，笔者不顾忌，提出不同意见。其他领导和王太闷在一边不说话，会议下来，王太提醒我说，说话要留着点，不要为了一时痛快当面顶撞，这样会吃亏的。笔者觉得，我为了报社事业，该说的话照说不误。后来在提拔问题上，王太和大部分人都推荐了笔者，但主要领导选择了当红拍马的。同志们为笔者报打不平，笔者赚了好人缘，于是申请转岗回编辑部，到了群工部和自己成长的经济新闻部做主任。我俩一直处得很好。再后来，笔者进报社班子了，别的领导担心我势头猛，给王太说这家伙可能要走到我们前头了，王太淡然的给笔者说，你该咋干就咋干，不要管这些说法。
（作者赵泽琨系农业农村部电影电视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高级编辑，中宣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
